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看不起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知休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全都精通,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玚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注释

傅毅:东汉初年的文学家,字武仲,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等人一起整理王朝的藏书,早卒,现存诗赋凡二十八篇。班固:字孟坚,东汉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县东)人,明帝时为郎,典校秘书。著《汉书》等。
伯仲:兄弟的排行,长为伯,次为仲。
伯仲之间:意思是彼此相差无几。
小之:看不起他(傅毅)。
超:班固的弟弟班超,字仲升,曾出使西域。
属(zhu)文:写文章。属:连缀。兰台令史:汉代整理王朝图书和办理书奏的官。
下笔不能自休: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知休止。
鲜(xian):很少有人。备善:全都精通。
里语:俗话。里:同“俚(li)”。
享:当。
鲁国:今山东曲阜县。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人。
广陵:今江苏扬州。陈琳:字孔璋,曾在何进、袁绍处做过事,后归曹操。当时军国书檄,多由陈琳拟稿,有《陈记室集》一卷。
山阳:今山东南部。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
北海:今山东昌乐县境。徐干:字伟长。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有《中论》二卷。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
阮瑀:字元瑜,曾受学于蔡邕,后归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多是他和陈琳所作。有《阮元瑜集》一卷。
汝南: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应玚:字德琏,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有《应德琏集》一卷。
东平: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刘桢:字公干,曹操辟为丞相掾属。有《刘公干集》一卷。
斯七子者:这七个人。“建安七子”之称始见于此。
遗:遗漏。假:依傍。
咸:都。骋:驰骋,跑马。骥騄(lu):骏马。齐:疾。
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以七子各自的才能,要互相推服,也很难的了。良:很。
审:辨识。度:估量。累(lei):弊病。君子:曹丕自指。
齐气:一般解释为古代齐国地方习俗文气舒缓。这里是指徐干文章气势比较舒缓。
《初征》、《登楼》等篇是王粲所作的赋;《玄猿》、《漏巵》等篇是徐干所作的赋。
张、蔡:张衡和蔡邕。张衡:东汉文学家和科学家。蔡邕:东汉文学家,字伯喈。有《蔡中郎集》。
这句意思是:王粲、徐干除赋外,写别种文体就没有如写赋那样高明了。
称(chen):相称,符合。
章表书记:章,臣子上给皇帝的书。表,汉魏以来,臣子向皇帝表白心迹的书。
书记:一般公文和应用文。
隽:同“俊”,才华出众。
和而不壮:文章的气势缓和但不雄壮。
壮而不密:文章的气势雄壮但不绵密。
这几句意思是:孔融的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过人的地方,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他的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
体气:气质。
扬:扬雄,字子云,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和辞赋家。
班:班固。
俦(chou):匹侣,同辈。
贵远贱近:这里的“远”、“近”既指时,又指地,但主要指时。向声背实:趋向虚名而背弃实际。
闇(an):昏暗。此指受蔽。
本:根干。
末:枝梢。
奏议宜雅:奏章议事要典雅庄重。
书论宜理:书信和议论文要有条理。铭诔尚实:记载功德的铭文和记叙死者生平的诔文应崇尚真实。诗赋欲丽:诗歌、辞赋要辞藻华丽。
科:科目,种类。
通才:全才。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气的或清或浊应有类型和来源,不是勉强可以达到的。
体:分别。致:招致。
曲度:曲谱。均:相同。检:法度。
引气:运气行腔。
素:素质,指人的天赋、本性。
经国:治国。
荣乐:荣耀欢乐。止乎其身:限于自己一身。
二者:指年寿有尽,荣乐止身。常期:一定的限期。
寄身于翰墨:从事文章著作。翰墨:笔墨,文章。
见(xian)意:表露心意。篇籍:篇章,书籍。
飞驰:指达官显贵。
西伯:指周文王。“殷之州长曰伯,文王为雍州之伯,在西,故曰西伯”(语见《诗经·周南·召南谱》疏),史载,文王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作卦辞。
周旦:即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即位时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他平定管、蔡、霍三监之乱后,曾改定官制,创制礼法。
显:显达。
不以隐约而弗务:不因为贫困失志而不写文章。
隐约:穷困。
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因为富贵安乐而转移心思(不写文章)。加:转移。
璧:玉的通称。
惧乎时之过已:深恐时间流逝过去。
强力:努力。
慑:害怕。
流于逸乐:纵情享乐。
流:放纵。
迁化:变化。与万物迁化:指死亡。斯:这。大痛:最大的悲痛。
逝:逝世。
《论》:即《中论》。
成一家言:指自成一说足以著名于世。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赏析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之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之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之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之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之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之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之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媳妇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之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之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之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之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之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之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之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之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之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