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堂记
乙未，中郎令吴，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隐，散于四方，乃取子瞻怀子由之意，扁其退居之堂曰“听雨”。十月，予往吴省之，见而叹曰：“吾观子瞻居宦途四十余年，即颠沛流离之际，室家妻子潇然不在念，而独不能一刻忘情于子由，夜床风雨之感无日无之，乃竟不得与子由相聚也。”
嗟乎！宋自仁宗以后，皆非治朝也。子瞻之肮脏好尽，子由之狷介寡合，皆山林之骨，非希世取功名之人也。古之君子，有一人知之，则可以隐。夫孰有子瞻与子由两相知者？以两相知之兄弟，而偕隐于山林，讲究性命之理，弹琴乐道，而著书瑞草、何村之间，恐亦不大寂寞也；而乃违性乖质，以战于功名之途，卒为世所忌，几至于死。彼黄州之行已矣，元祜初，既得放归阳羡，当此时，富贵功名之味，亦既尝之矣；世路风波之苦，亦既历之矣；己之为人，足以招尤而取忌，亦大可见矣，肱已九折矣。或招子由至常，或移家至许，或相携而归，使不得遂其乐于中年者，庶几得遂于晚岁，亦奚不可。胡为乎招即来，麾即去，八年荣华，所得几何？而飘零桄榔之下，寂寞蜒岛之中，濒海相逢，遂不得与子由再见，此吾之所不晓于子瞻者也。夫人责自照。陶潜之可仕而不物，以其性刚耳。子瞻渡海以后，乃欲学陶，夫不学之于少，而学之于老，是贼去而弯弓也。
今吾兄弟三人，相爱不啻子瞻之于子由。子瞻无兄，子由无弟，其乐尚减于吾辈。然吾命薄，或可以免于功名。独吾观两兄道根深，世缘浅，终亦非功名之品。而中郎内宽而外激，心和而迹孤，尤与山林相宜。今来令吴中，令简政清，了不见其繁，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岂有鉴于子瞻之覆辙，彼所欲老而学之者，中郎欲少而学之乎？如是则听雨之乐，不待老而可遂也，请归以俟。
译文
乙未年（万历二十二年），袁宏道做吴县县令，念及我们兄弟三人有的出仕、有的隐居，分散在四方（不能相见），就取苏轼思念苏辙之意，为自己的休息闲坐之所题写匾额“听雨”。这一年的十月，我去吴县探望他，见到听雨堂后（不由）感叹道：“我看苏轼为官四十多年，在颠沛流离之时，家室妻子全然不顾念，却唯独没有一刻能忘记苏辙，对儿时两人风雨对床的人生乐趣的感念，没有一天没有的，可是最终他也没能和苏辙相聚。”
唉！宋朝自仁宗以后，都不是安定的时代。苏轼高亢耿直，无所保留地进谏忠言，苏辙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他俩都有隐居山林的风骨气度，（本质上）不是迎合世俗谋取功名之人。古代的君子，有一个人了解他，就可以隐居了。何况苏轼、苏辙两人互为知己？两个互为知己的兄弟，一起隐居山林，讲究性命之理，弹琴论道，在瑞草桥、何村中著书，恐怕也不会太寂寞吧。可是他竟然违背本性，在功名仕途上努力，最终被世人嫉妒，几乎处于死地。那黄州之行也就罢了，元祐初年得以回到阳羡，在那时，富贵功名的滋味已经尝过了；世路坎坷的苦楚，也经历过了；自己的为人，足以招致怨恨和忌妒，也大约可见了，可谓历经磨练而富有经验了。或者招苏辙到常州，或者搬家到许昌，或者兄弟二人一起回到故乡，让不能在中年实现的乐趣，在晚年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八年之间，荣华富贵得到了多少呢？结果是被贬谪惠州、儋州，飘零寂寞，最终不能与苏辙相见。这是我不理解子瞻的地方。人贵在自我了解。陶潜可以做到出仕却不为外物所役（而辞官），是因为他性情刚毅啊。子瞻被贬到海南以后才想学陶渊明，他不在年轻的时候学，却在老年的时候学，这和贼逃走了以后才想要弯弓射箭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兄弟三人，相亲相爱的程度不亚于子瞻和子由。子瞻没有哥哥，子由没有弟弟，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兄弟三人少。然而我福薄，或许可以免于功名。只是我看两个哥哥修道的根基深，俗世的缘分浅，终究不是功名之人。而且中郎心胸宽广而外显激切，心态平和而行迹孤傲，尤其适宜隐居。现在在吴县担任县令，政令清简，全然不见繁忙，但是他的心中常常好像不快乐。莫非从子瞻的覆辙中有所鉴戒，子瞻想在年老的时候学陶渊明，而中郎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学陶渊明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兄弟对床听雨的快乐，不用等到老年就可以实现了，请让我回去等待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