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玄烨

死因争议

　　被害说

　　著名清史专家孟森认为，康熙当年的病情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不使人生疑。曾身临其境的意大利 人马国贤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也有人相信官方记载。《清圣祖实录》记：十三日康熙病情加剧，命速召诸子至御榻前，传位于雍正。还说康熙晚年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可见康熙选定的继承人就是雍正。中还说，康熙弥留之际皇四子允“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允即位当了皇帝。也就是说，是雍正将其父毒死的。

　　据当时在畅春园的意大利人马国贤回忆说：皇上驾崩的夜间，园内有呼号之声，不安之状。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投毒之类事，但肯定也发生了“突然大变”。野史中还有一种说法，传说康熙临终时召大臣入宫，久无人至。猛地一睁眼，发现皇四子胤立在跟前，大怒，摘下自己所佩玉佛珠掷向胤。不久，康熙便驾崩了。胤拿出经过篡改的遗诏，向诸兄弟及文武百官宣布父皇已经传位给自己，并以佛珠为证。

　　正常死亡

　　当然，也有的专家根据官方史书，尤其是根据雍正删改的《圣祖实录》，认为康熙属于病死。康熙自四十七年冬开始，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心悸几危，右手失灵，头晕、腿肿，“稍早起，手颤头摇，观瞻不雅”，“心跳之时，容颜顿改”，可能患老年心脏和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死得比较突然。

人物生平

　　早时勤学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史载孝康章皇后向太后问安之时，出门时看到有龙绕身，孝庄太后才知道孝康章皇后有身孕。孝庄太后说：“我当初怀顺治皇帝的时候就有这种景象，如今佟佳氏也是如此，必定降下祥瑞。”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已。但是他所患天花之症并没有危及性命，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玄烨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史载玄烨天表英俊，声音洪壮有力。六岁的时候，偕同众兄弟向父皇问安。世祖福临问皇子们最想做什么。皇二子福全说作为一个贤王足矣。唯有玄烨说道希望效法父皇。于是福临十分看重玄烨。

　　后来，康熙帝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 ，“好学不倦”，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他所说的自己的学习情况，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

　　少年天子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当年正月初九日（2月8日），玄烨即位于太和殿，时年仅6岁（虚岁8岁），颁诏大赦，并改明年为康熙元年。顺治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玄烨八岁丧父，母亲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又在他十岁的时候病重。生母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十岁丧母，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14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但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当时，康熙帝经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布库”之戏，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他突然命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的爵位。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帝铲除鳌拜之后，甄别官吏，为被鳌拜矫旨处死的苏克萨哈等昭雪，奖励百官上书言事，禁止圈地等弊政，实操朝政大权。

　　削平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七月，吴三桂假装请旨撤藩，康熙帝同意。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安亲王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平定。

　　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明郑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随后明郑纳土归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驱逐沙俄

　　清军入关后，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廷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沙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沙俄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公主急忙向清廷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廷答应所请，准许沙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西征漠北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领袖噶尔丹的统治下，势力强盛。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策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本来就与喀尔喀三部中的土谢图汗部有矛盾，遂掀起对喀尔喀的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很快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与哲布尊丹巴一世决定投清，于是喀尔喀三部数十万分路南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死去。至此康熙时期讨伐噶尔丹之战始告结束，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萌生向东扩张的野心。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围剿，才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

　　九子夺嫡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时年两岁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日后皇太子变得骄纵与蛮横并结党营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理由，宣布废除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大阿哥胤褆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立八阿哥胤禩，理由是“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祀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礽，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禩严加提防。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礽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恶胤禩勾结胤褆，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恢复胤礽太子地位。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下诏废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

　　胤礽再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同母弟，后改名允禵），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俄附庸八阿哥。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禛。胤禛在太子首次被废后，敢于为胤礽说好话，属太子党。胤礽二度被废之后，胤禛看到胤礽绝无复立之可能，开始结党营私，窥视储位。这时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晚年病逝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零10月。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祯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命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为康熙帝上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轶事典故

　　外貌记载

　　法国传教士白晋：“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

　　荷兰使节：“皇帝中等人材，是位慈祥、稳重、举止端庄的人，他那威严的外表，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即使放在千人之中，也与众不同，能够立即分辨出来，这是由于他想使自己的容态和举止，让人—看便是心地高尚的人所造成的。”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现状》：“据我所见皇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恣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霭，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

　　朝鲜使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广颡，颐稍杀，疏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

　　废弃长城

　　历代王朝修长城，没有挡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奔驰，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公开贬低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71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多伦会盟之后，古北口总兵蔡元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惟有“养好”百姓，才会得到治国之本，边境自固而无忧。康熙帝拆除了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推广西药

　　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养生之道

　　康熙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有关。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帝认为人若想长寿，不能靠服食所谓的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这也是他养生之道的核心。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认为：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人们都应该养成干净整洁的好习惯。如果平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么清爽之气便会附着于身，否则自身的清明之气就会逐渐被污秽之气所取代。康熙帝虽提倡洁净，但也反对太过洁净而成癖。

　　三、饮酒有度，反对抽烟。康熙不反对饮酒，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认为一个人若想做到神静心和，必须坚定自己的意志，不意气用事。若杂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审，感情和顺，自然身健长寿。此外，康熙帝还劝诫后人要心怀宽广，他在《庭训格言》中说：“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把心胸放得宽坦一些，让心气平和一些，才能颐养天年。

　　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

为政举措

　　政治

　　强化皇权

　　康熙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并使之草拟圣旨，与闻机要，待遇非常优渥。大量汉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查慎行、胡渭、熊赐履、方苞等先后进入南书房任职。南书房的设立，一方面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汉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康熙的皇权。

　　颁布圣谕

　　康熙九年（1670年），亲政一年的康熙帝晓谕礼部，称“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于是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康熙的施政纲领，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治吏亲民

　　康熙亲政后，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南怀仁记载他巡视时“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军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平定三藩。

　　康熙朝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康熙朝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新的战斗编成。

　　康熙采纳了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郑克塽降清，康熙于翌年设置台湾府。后来雍正帝称述康熙的功绩说：“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圣略神威，取入版图。”

　　经济

　　土地制度

　　康熙亲政后，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康熙帝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蠲免钱粮

　　康熙秉持“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地丁合一

　　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

　　修治漕运

　　清初，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威胁着国库收入和人民生活。对此，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废除匠籍

　　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文化

　　尊儒右文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注重西学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使得中国古代数学重新受到重视。

　　宗教态度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除了笼络藏传佛教，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中国文化传统和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对天主教有所抵制，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兴文字狱

　　康熙在思想上为了控制臣民，兴文字狱，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制造的庄廷鑨明史案等。

　　民族

　　蒙古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尔喀与内蒙古的王公们会聚于多伦诺尔，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三部归顺清朝，康熙后来表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又言：“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可见康熙将漠北纳入中国版图，并使之成为北疆的坚实屏障。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康熙又下令编修《理藩院则例》，以巩固对蒙古的统治。

　　维吾尔族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原属准噶尔的哈密统治者额贝都拉内附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清军陆续进驻巴里坤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内附清朝，从此嘉峪关外上千里土地收入版图，成为清朝打击准部、进军西域的前哨。

　　藏族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喇嘛的政策外，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册封罗桑益喜（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进一步笼络黄教。后来由于准噶尔汗国入侵西藏，他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间派兵入藏，驱逐准军。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开始了对藏区的实际控制，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外交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赴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同年，日本政府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锐减。

　　朝鲜

　　康熙年间，朝鲜放弃了北伐计划，康熙也对朝鲜实施德化政策，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得以平稳发展。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李棩（显宗）抵住国内舆论压力，并未起兵进攻清朝，而是继续进贡，从而获得了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鲜发生大饥荒，国王李焞（肃宗）请求清朝赈济，康熙帝慷慨允诺，派人运送5万石粮食以救助朝鲜，并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以纪念此事。

　　不过，康熙时的中朝关系也有波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生了朝鲜边民越界杀人事件，康熙帝对此严肃处理，迫使朝鲜方面处死相关责任人，并罚银20000两。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与朝鲜勘界，划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中朝边界，并竖立了穆克登碑。

　　俄国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遣达斡尔总管孟额德赴中国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敦促沙俄军撤出中国领土雅克萨（在黑龙江省漠河县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断深化。为此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设俄罗斯馆，隶属理藩院，安置来京俄商及传教士、留学生，附设东正教堂。为了适应中俄交流的需求，康熙帝还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设俄罗斯学，隶属内阁，招收八旗子弟，培养俄语翻译人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

　　欧洲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同时，康熙对欧洲国家表示警惕，他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中亚与西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大臣图理琛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沿途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后以《异域录》一书呈报，书中甚至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海禁、弛禁

　　康熙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此政策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禁，并以广东先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