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

王禹偁

生平

  王禹偁,出身贫寒,《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王禹偁九岁能文,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王禹偁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

  端拱元年(988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他旋即进谏,以《端拱箴》来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后拜左司谏、知制诰。

  淳化二年(991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

  淳化四年(993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次年改知扬州。

  宋真宗即位(997年),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至黄州(今湖北黄冈)。

  咸平四年(1001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

  《宋史》与《东都事略》都有其传。

  苏轼所撰《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称他以“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欧阳修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瞻仰其画像,又作《书王元之画像侧》。

  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集名出自《易经》:“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13卷,以及清光绪年间的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文学主张

  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较高者,他在诗、文两方面的创作都较为突出,促进了宋初诗风、文风的变革。宋初诗派林立,但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家。王禹偁属“白体”。

古文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来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的优秀作家之一。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反对艰深晦涩,雕章琢句,为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颇受后人推重。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待漏院记》是一篇政论,提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的论题,规劝执政者要勤政爱民,而不能“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义正辞严,笔触锋利。

  其代表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贬官黄州时期。文中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现出一种忿懑不平的心情。文章多用排比,音调优美,富于诗味。《唐河店妪传》记述边地一位老妇人机智杀敌的 故事,又借题发挥,谴责了当权者在军政措施上的不当,既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又有恳切的议论。此外《录海人书》、《答张扶书》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作为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对宋代散文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画像赞并序》),当非溢美之辞。

  文论方面,王禹偁提出了传道、明心与有言、有文。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在文以传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传道之文里发抒自己的政见和内心感受。于“传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这是王禹偁在理论上的一种贡献。所谓“明心”是指自己的内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无愧,以文明心和传道,实质上是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并偏重在文的方面。

诗歌

  在诗歌方面,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显然这种说法稍嫌夸张,但宋初诗风确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之分,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重要的白体诗人。然而,王禹偁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白体诗人却是同中有异。王禹偁早年多作闲适诗,晚年多作讽喻诗,与白居易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深刻的自省意识,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甚至在晚年自编的《小畜集》中很少收录早年作品。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佑》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五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

  他的诗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短诗,却笔调清丽,饶有风韵。如《村行》描绘了山村黄昏的动人情景和诗人的感触。他还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艺术营养。如《畲田词》:“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洋溢着劳动者的乐观感情,饶有民歌清新活泼的风味。他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风气。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胡仔也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

  王禹偁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具体地说,点绛唇这首词在宋初词坛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秾丽的氛围中以清丽取胜;在狭窄的词境中以开阔见长。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风格讲,这首词都很具特色,从柳永的《雪梅香》(“景萧索”)、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点绛唇》(“燕雁无心”)等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这首词影响的某种痕迹。因此,王禹偁这首《点绛唇》应当被视为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王弈清称赞此词“清丽可爱”,并因此推崇王禹偁“岂止以诗擅名”(《历代词话》卷四转引)。王禹偁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